二、国产基础软件的自主可控：基于开源软件创新产业发展模式
    我国国产操作系统的研发实际上也有二十年的历史。从1989年开始就启动了国产操作系统COSIX的研究。COSIX在技术上当时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有很高的安全性，并且易于修改和扩充，功能非常丰富，在1995年也通过了电子工业部专家组的技术鉴定，但它却并没有像大家希望的那样推向市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这关键的几年间，我们国家一直都在为我们是否需要发展自主的操作系统争论。当时一个最典型的论调就是，既然国际上已有非常成熟的操作系统，我们为什么还非要研发自己的操作系统？
    从更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我国研发自主的操作系统是在1999年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后，使馆被炸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之前持续多年的“中国要不要开发国产自主操作系统”的争论终于停止了，政府和业界就“不强调国家安全，再强大的经济基础也没有保障”很快达成了共识。决策层很快就下定决心：我国必须研发自主可控的CPU和操作系统。
    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国产基础软件开始逐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品体系。在操作系统方面有红旗Linux、中标Linux、共创Linux以及Turbo Linux；在办公软件方面有RedOffice、WPS、永中Office；在数据库方面有人大金仓数据库、武汉达梦数据库等。这些产品从2001年开始已在政府领域里的多个试点取得了成功。尤其是我国政府在2004年采取的全国软件正版化的运动中，国产软件首次打破了微软的垄断，在国家经济利益和信息安全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正是因为国产软件的崛起，我们有了与软件巨头议价的资本。就办公软件领域而言，由于RedOffice、WPS在政府采购中占有的绝对份额，微软的Office产品价格由每套的2600元降到880，国产软件打破垄断给国家带来了真正实质性的经济利益。也有专家测算，因为国产基础软件的出现，每年为国家节约了超过500亿元的国外基础软件采购费用。“十一五”的国家重大专项中将“核心元器件、高端通用芯片与基础软件产品”包含在内，更是国产软件发展的一个难得的发展契机。
    我国的基础软件多数是基于开源软件发展起来，我国政府也是在很早就确立了基于开源软件发展基础软件的战略。开源软件不同于私有软件的封闭代码，它根据本身的需求量身定制，也不会私底下给自己留“后门”，在客观上杜绝了部分信息安全隐患；开源软件所具备的丰富资源，可以整合出完美的应用；可以以提供服务作为其赢利模式，基于服务模式可以全面展现开源软件的精髓和商业模式。
    基于开源使我国的基础软件具备了较高的起点，使中国的开源企业的开发实力和开发能力有了实质提升。在达到采用开源技术的较高层次和境界后，我们可以更加游刃有余地实行开源软件的服务模式。基于开源软件发展国产基础软件可以确保我们的主导权，现在这已成为了一个发展方向，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开源企业切实地加入了开源社区，并且切实地在对开源社区作着贡献和回馈，也能在某些决策层面起到一定主导作用。
    从我国基础软件产业现状来说，主要面临的是如何突破国际软件巨头已经建立起来的技术壁垒和市场壁垒，打破外国企业主导的产业生态格局，开辟自己的产业空间等问题。加强应用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而面对国产基础软件的应用瓶颈，选择从服务突破是值得鼓励的做法。服务的关键在于相关企业自身技术能力和服务水平的大幅提升，由此也会带动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业务创新，并最终形成整个产业的创新。因此在现阶段，不断提高采用开源软件的水平和借鉴开源软件的服务模式是互为结合的两翼，是让国产基础软件获得颠覆性发展的出路所在。
    从世界范围来看，开源软件的重要性也是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被誉为“开源总统”的奥巴马上任以来，对开源软件给予了很多支持，在他委托开源人士为美国新政府起草的“开源白皮书”中，明确肯定了“从操作系统到中间件，到数据库，到浏览器以及Java等，比之私有软件产品，开源软件产品在其生命周期里面临更少的安全问题”。现在连要求颇为苛刻的美国国防部也开始拥抱开源软件。美国纽约州立法机构还修改美国税法，对开源软件开发者进行个人所得税补贴（减免20％），最高补贴限额为200美元（每年）。在法国，国家宪兵部门和准军事警察部队逐步开始弃用微软的操作系统和办公软件，转为使用开源软件。在巴西，推广开源软件经历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路线，在州和市政府不断加大推广和迁移步伐的基础上，巴西联邦政府开始全国性的推广策略。在挪威，大面积采用开源软件首先开始于教育部门，越来越多的学校全盘采用开源软件，此后不断向其他领域扩展。在俄罗斯，为根治打击盗版和发展国产软件，俄罗斯政府发布总统令，要求从2007年起，所有学校全部使用开源软件，并在各地举办各种学习班和培训班开展Linux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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