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13日，奥巴马考察国土安全部下属网络安全和通信集成中心(NCCIC)称，网络威胁是最严峻的安全挑战之一。 CFP 图

2015年7月31日，美国资深记者David Sanger在美国《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撰文援引白宫消息源称，美方已经决定对华实施网络报复，以惩罚“窃取2000万美国政府雇员信息”的黑客行为。

文章称，具体如何实施报复尚存争议，包含的选项涵盖比较温和的外交渠道交涉，到“更加重大(而有意义)的行动，这些行动有可能在中美两国间引发持续升级的黑客袭击行动”。而且，“此类行动将以部分公开的方式进行，以期达到威慑的效果”。“已经确定的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涵盖最温和的外交抗议，到更加复杂的行动”，包括“攻破中国的防火墙”。

　　美方此举是在复制“古巴导弹危机”

这段表述让人有时空穿越的错乱感，仿佛这不是2015年，而是1962年：意气风发的肯尼迪国家安全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应对苏联将导弹运进古巴可能带来的挑战，行动方案中最温和的是到联合国去控诉苏联的行为，最激进的则是对古巴实施地面入侵，在干掉苏联导弹的同时“顺便”把卡斯特罗一起干掉。

虽然现在已经是2015年，尽管涉及的也不是冷战时期核军备竞赛而是网络空间的安全保障问题，但美国军方和情报界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的方案本质上并无差异。这种时空错乱表述的背后，凸显“冷战思维”的深刻影响。

根据公开报道的消息，这次撰文本质上是白宫系统策划的一次“放话”行动，对华持强硬立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国家情报总监Clapper，以及美国网军司令部司令、国家安全局局长Michael S. Rogers。

美国国务院更偏好最为温和的领导人对话与外交抗议方案，商务部尝试推进不对称的经济制裁方案，司法部尝试司法起诉途径的可能性。但这三个部门的方案最终在政府内部的辩论中都趋于被淘汰：“外交抗议与领导人接触”的选项被认为是“无效”的；“司法行动”被认为是“不适用的”，因为会“危及对中国从事情报工作的美国情报人员”；“经济制裁”处于即将被淘汰的边缘，因为“效果”难以保障。

国家情报总监与网军司令部的反对逻辑包括两个方面：其一，虽然这表面上看是一次传统的网络情报获取行动，美国也在对其他国家做类似的事情，但此次涉及数据的规模太大，数量太多，“量变引发质变”，已经从“纯粹的网络利用”，转变成为“兼有网络进攻特性的网络利用”。美国国防部和情报界，极力试图以此为理由，推进美国在网络空间对中国实施“预防性防御”，实践“网络威慑”；其二，美国情报、安全、国防系统的评估认为，除非遭遇来自美国的反击，或者说“惩罚”，否则中国的网络情报获取行动就只会持续升级并继续下去。

符合这种强硬偏好的选项，就是所谓 “更加复杂的行动”，包括“对等情报窃取”、“攻击并瘫痪中国的长城防火墙”。考虑到保密和观感，可以推定，美方没有公布的选项中，应该还包括对比长城防火墙更加重要的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

可以预测的是，如果最终真的实施了这些“更加复杂的行动”，一如美国隐约担忧的那样，中方不可避免也会被迫采取报复行动，最终将在网络空间引发一场持续升级的黑客行动。甚至，更加直白的说，中美面临在网络空间发生一场“朝鲜战争”那样的局部冲突的巨大风险。

　　美方施压背后的原因

1、“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美战略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由此在美国战略决策层引发的焦虑，是促成美方对中国这一施压举动的首要原因。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战略决策层内始终有两种不同的基本判断：一种判断是认为美国无法长期维持单一超级大国的优势，必须要做多个对等行为体崛起，与美国共存，美国将不可避免的成为世界多极中一极；

另一种判断，是美国可以凭借各种方式长期延迟甚至是实质性扭转所谓“美国衰落”的长期历史进程。对中国实力的增长，也因此有了宽容面对和积极迟滞的不同选择。

(责任编辑：安博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