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国际金融十件大事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

  2009年12月全球三大评级公司下调希腊主权评级,希腊陷入财政危机。2010年2月23日,希腊债务危机扩散到银行系统,希腊四大银行评级遭到下调。随后,欧洲其他国家也开始陷入危机,比利时及欧元区内经济实力较强的西班牙、葡萄牙,都预报未来三年预算赤字居高不下,受到债务危机困扰。2月3日,欧盟向希腊提出削减财政赤字的建议,并宣布将从3月份开始首次建立监督机制以确保希腊政府执行这些建议。2月11日,欧盟经济问题特别峰会上,欧洲各国领导人就救助希腊以解决其主权债务危机达成一致。5月10日,欧盟成员国财政部长达成一项总额7500亿欧元的救助机制,以帮助可能陷入债务危机的欧元区成员国,防止希腊债务危机蔓延。11月21日,爱尔兰政府正式向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申请援助,以支持该国银行业与公共财政。11月24日,标准普尔评级服务公司下调了爱尔兰的主权信用评级。11月29日,欧盟财长同意850亿欧元爱尔兰救助计划。投资者普遍认为,继爱尔兰之后,债务危机将会蔓延至葡萄牙和西班牙,此后几个月其他欧元区国家也可能步其后尘。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显示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还远未平息,另一方面,它也暴露了欧洲的货币一体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担忧此次危机是否会带来世界经济“二次探底”风险的同时,人们也在关注着欧元的未来走向及其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毕竟,一个主导货币多元化的格局在总体上更符合世界的利益,但是这一目标不可能仅仅通过政治意愿来加以实现。

  奥巴马签署金融监管法案

  针对始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临危受命的奥巴马政府于2009年6月正式提出金融监管改革方案。美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于2009年12月和2010年5月通过了各自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版本。3月22日,美国国会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以13∶10的投票通过了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使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再向前推进一步,但这项改革仍面临巨大争议。6月30日,众议院通过了两院统一的版本。7月15日,参议院通过了最终版本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为该法案最终成为法律清除了最后障碍。根据该法案,美国金融监管体系将全面重塑,原先金融企业“大而不倒”状况将得到有效改变,金融机构过度投机行为将得到有效遏制。7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在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上签字,结束了长达一年的金融改革立法之争。这项名为《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的法案正式生效,美国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重大的金融改革就此全面展开。

  新金融监管法案可以看作是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所暴露出的美国诸多监管问题的一次较为全面的清算和纠正。不过,除了那些在人们意料之中的监管强化措施之外,值得关注的是这部法案并未从根本上否定金融市场的作用,而是在承认本轮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背景下金融体系发展和创新这一事实的基础上尽力限制和消除其负面效应。这也说明,尽管金融稳定极为重要,但金融发展仍然是放在首位的“硬道理”。

  世界银行与IMF调整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

  2010年4月26日,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春季会议25日通过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的改革方案,提升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这次改革较大幅度地提升了中国在这个拥有186个成员国的全球性机构的发言权,使中国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从2.77%提高到4.42%,成为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国。与此相应,2010年10月,G20财长和央行行长庆州会议达成IMF基金份额改革历史性协议:发达国家向代表性过低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超过6%的投票权,使后者总体份额升至42.29%;欧洲国家将让出两个执董席位给发展中国家;“金砖四国”的份额都将有所提升,全部进入前十名;中国持有份额将从3.27%升至6.39%,成为IMF第三大股东国。11月6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就基金份额和治理改革一揽子方案达成一致。G20首尔峰会对该方案进行了正式确认。

  此次世界银行与IMF的投票权再分配具有极为重要的象征意义,尤其是此轮IMF基金份额改革,被视为其成立65年来历史上最重要的治理机制改革。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弱势地位是其经济发展的一个长期制约因素,此次世界银行与IMF的投票权改革则在改进这一状况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

  多伦多峰会和首尔峰会举行

  2010年6月26~27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四次峰会在加拿大多伦多市举行,这是G20机制化后的首次峰会。本次峰会的主题是“复苏和新开端”。《二十国集团多伦多峰会宣言》指出,当前首要任务是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和强化经济复苏进程,为世界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奠定基础。在保持现有的经济刺激措施,推动个人需求强劲增长的同时,各国要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合理的、分阶段的和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计划”,确保财政稳定。11月11~12日,二十国集团第五次峰会在韩国首尔举行。本次峰会的主题是“超越危机,共享增长”,主要讨论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框架,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国际金融监管,全球金融安全网,发展和贸易等问题。峰会通过了《首尔宣言》。与会各国在汇率问题和经常账户失衡等方面达成“重大共识”,同意通过采取全面、合作和各自的政策行动,推动共同目标的实现。

  二十国集团峰会已经成为国际经济与金融政策协调的重要机制。虽然各次会议的“宣言”通常都会由于各国利益分歧以及由此引发的博弈而显得“力度不足”,但它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国际经济中的焦点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近年来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中,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正变得越来越突出,尤其首尔峰会是首次在亚洲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举办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对二十国集团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巴塞尔协议Ⅲ》通过

  2010年9月12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管理层会议在瑞士巴塞尔举行,通过了加强银行体系资本要求的改革方案,即《巴塞尔协议Ⅲ》。它将与全球流动性标准一起成为金融危机后重要的金融改革举措。该改革方案主要涉及最低资本要求水平和过渡期安排,包括将普通股最低要求从2%提升至4.5%,建立2.5%的资本留存缓冲和0~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显示《巴塞尔协议Ⅱ》存在重大缺陷。人们认为它不仅未能避免银行体系的危机,还由于其监管机制的顺周期性在相当程度上加剧了危机过程。《巴塞尔协议Ⅲ》就是对上述批评的一个回应。它除了提高资本金要求之外,还强化了对流动性风险的管理。这些改进能否在实质上提高银行体系的安全性还需要拭目以待,不过它对于各国银行业运营带来的资本金与流动性压力已经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

  全球汇率争端再度升级

  2010年9月29日,美国会众议院以348∶79的投票结果通过《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旨在对所谓低估本币汇率的国家征收特别关税,使中美人民币汇率之争再度升级。而美国这种通过施压其他货币升值以实现本币贬值的做法,也使得各国间的汇率战争一触即发。一方面,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为刺激疲弱的国内经济,纷纷启动了新一轮的量化宽松政策;另一方面,出于对出口下滑以及热钱流入的担忧,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央行以及日本央行开始大规模干预本国的外汇市场,力图遏制本币对发达国家货币的显著升值。发达国家想让本国货币汇率贬值以提振出口,新兴市场国家不愿意让本币升值以稳定出口。汇率竞争性贬值的风险骤然放大,全球汇率风险凸显。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重压之下,国际经济摩擦的加剧几乎是一个自然现象,因此最近全球汇率争端的升级趋势并不值得奇怪。不过从此次的汇率争端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点:第一,国际社会在经济政策的协调机制上并没有根本性的改进;第二,主导货币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权利与义务依然不相称。对于全球经济的长期发展而言,这是值得担忧的两个大问题。

  美国推出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

  2010年11月4日,美联储宣布推出第二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决定到2011年6月底前购买6000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国债,以进一步刺激美国经济复苏。美联储同时还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0~0.25%的水平不变。为应对危机,2009年3月美国公布了规模最高额为2.8万亿美元的量化宽松政策,但第一轮大规模的货币放松并没有有效拉动美国经济持续复苏,进行第二轮量化宽松成为美国的无奈选择。该政策一经公布,便遭到美国国内及国际社会的讨伐与指责。

  作为全球主导性货币的发行国,美国在货币政策的考量中将自身利益放在首位几乎是一个惯例。因此虽然国际社会对于美联储的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作出了强烈反应,但是对于阻止其实施却没有什么实际作用。从根本上来看,要避免主导货币发行国自私决策对世界经济的祸害,其最终解决方案仍然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

  新兴市场国家加息应对通胀

  由于经济复苏形势好转,利率提高以及货币升值,国际市场不少资金为了规避风险纷纷流入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导致这些国家股市高涨,房价攀升,CPI连创新高。为此,以巴西、印度、中国等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纷纷选择加息来抑制国内通胀。巴西央行曾在2010年4月、6月、7月连续上调基准利率,印度2010年已经连续加息6次,中国央行10月份和12月份两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加拿大国内也有加息预期,11月16日,韩国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至2.50%。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紧缩效应缓解之后,各国在危机救助中大规模流动性投放的负面效应开始显现出来,通货膨胀风险转而成为首要问题,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更使得这种状况“雪上加霜”。在经济复苏的前景尚未明朗的情况下,各国央行被迫加息多少反映了货币政策工具在复杂经济环境下的窘境。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隐藏在价格上涨背后的许多结构性问题并不是单纯依靠货币政策就能解决的。

  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生效

  以解决区域内国际收支和短期流动性困难、对现有国际融资安排加以补充为核心目标的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2010年3月24日宣布正式生效。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融资总规模为1200亿美元,各参与方有权根据协议规定的程序和条件,在其出资份额与特定借款乘数相乘所得的额度内,用其本币与美元实施互换。清迈倡议多边化是在现有清迈倡议双边货币互换机制基础上建立的由“10+3”(东盟与中日韩)全体成员共同参与的多边货币互换机制,旨在通过单一协议下的共同决策机制,采取迅速、一致的行动实施货币互换交易。

  作为长期以来的世界经济发动机,亚洲地区与经济实力极不相符的国际货币地位一直是其心头之痛。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弱势地位使得亚洲国家不仅面临货币错配导致的金融风险,还经常由于其不得不持有的高额外汇储备在全球经济失衡问题上受到发达国家的责难。以清迈协议为基石的亚洲区域货币合作则是摆脱上述困境的一条重要路径,此次多边货币互换机制的建立,则在这一道路上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新兴市场国家收紧资本项目管制

  在干预汇率和利率以及控制房地产市场等审慎举措无法阻止异常资本流动的情况下,各国央行已开始求助于资本管制。巴西将海外投资者对当地固定收益类资产的收益征收的税率从2%提高到4%,后来又将这一税率进一步提高到6%;外资在巴西圣保罗期货市场进行交易的保证金比例也有所提高。泰国政府宣布,对外资投资债券所获资本利得和利息收益征收15%的预扣税。韩国政府也支持关于对外国投资者的国债收益利得征收14%预扣税的相关立法。俄罗斯央行则加大了拍卖短期债券的频率。

  在通货膨胀和国际热钱的双重挑战之下,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政策陷入了两难处境,资本管制不得不被用作维护自身金融安全的武器。这一情况再次说明,在一个经济发展不平衡而且缺乏宏观政策协调的世界里,自由的国际资本市场远不是最佳选择,尤其对于那些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缺乏话语权的新兴市场国家而言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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