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华罗庚对于中国的数学教育和科学发展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也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他多次为全国各地中学生和中学教员做演讲，是中国数学竞赛的创始人之一。1981年他访美六个月，受到48个大学的邀请，访问了其中26所美国大学，感触颇深，写了一个汇报。在汇报中他对于中外的数学教育作了对比，对于中国的教育和科研提出许多中肯的意见。这里只举几个例子，他认为，“中国人一般刻苦用功，考试可以得好分数，但创造性的思考欠缺，这和国内填鸭式教学有关”。他极力主张派人出国学习，至于这些人的回国问题，关键不在于“物质上差异”而在于“安置好他们的工作，让他们发挥作用”。他认为“研究人员应当教书，有助于他的研究工作和培养新人”，研究所“人数要少而精”。“我们某个所的党委书记给外宾介绍情况说：我们所很小，只有六百人，云云，已被人传为笑谈”，“研究员和教授不应都是永久牌的”。对于学术评价，他也有两句名言：“早发表，缓评价”，“努力在我，评价由人”，“我认为这对学术的发展是有益的，我们以往有许多评价太急，在国外造成不好的印象，在国内我就不知道有华不等式，华方程、华算子、华定理等第，出来之后才知道那是指的什么，好的工作，国外人家是不会抹煞的，与其自己这样说倒不如迟十年二十年由人家说去”。
对于目前学术鉴定会过滥和自己动不动就称为“国际水平”的风气，华罗庚的这些话是很值得深思的。以上是我想到的华老师的教诲。但我还没有说到他对我更重要更深远的影响，这个影响在我作学生的时候并没有多少察觉。因为那时我还是未出校门阅历不深的学生，在我到了中年，经历了社会的风风雨雨，这种影响才显露出来，那就是一个人应当如何对待困难和挫折，如何选择人生的道路。我已经说到华罗庚少年和青年时代之艰苦，我也听过华师母泪流满面地诉说，丈夫远渡重洋去英国求学时，她只身一人在上海照顾两个生病的孩子，可以想象一个残疾人离开妻子儿女是什么滋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华罗庚从英国回来，在昆明市的西南联大作教授。据段学复回忆，他们的讨论班常被敌机轰炸中断，华罗庚拖着残腿跑路极不方便，有一次被弹片溅起的泥土盖住全身，后来索性住在农人家里。1946年华罗庚到了美国，1948年成为伊利诺大学正教授，他的数学研究处在顶峰时期，工作也有了保障，这对于艰苦奋斗了半生的华罗庚，无疑是极好的人生归宿。然而，他在1950年2月又毅然放弃了优厚的职位，携全家动身回到新中国，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
六
对于他的回国，特别是看到或听到他回国后的坎坷经历，国内外数学家历来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后评价，他在美国的不少朋友都抱有惋惜之情，华罗庚自己则是充满信念的。在回国途中，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信中说：“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1992年，美国数论学家哈泼斯坦在国际数论杂志《Acta Arithmefiea》上写了一篇纪念华罗庚逝世的文章，文中说：“如果有许多中国数学家现在在科学的新领域中作出特殊的贡献，如果数学在中国享有异常的普遍尊重，那就要归功于作为学者与教师的华罗庚50年来对他国家的数学事业所作的贡献”。研究数学史的美国人贝特曼写道：“华罗庚一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流的科学巨人之一，像爱因斯坦在美国一样，最后成为本国传奇式的科学家，……人们可能会设想，如果他留在西方，他将可能完成更多的个人研究计划。然而，如果这样做，他就不可能如他最后30年所做的，在中国发展数学及其应用中起到中心作用”。他的好友赛尔伯格也说：“要是华罗庚像他的许多同胞那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仍然留在美国的话，毫无疑问，他本来会对数学作出更多的贡献。另一方面，我认为，他回国对中国是十分重要的，很难想象，如果他不曾回国，中国的数学会是什么样”。上届美国数学会主席格雷厄姆也说：“华罗庚比起历史上任何一位数学家来，受他直接影响的人可能更多。”
这些外国人对华罗庚的评价他是当之无愧的。华罗庚于1950年3月16日到达北京，执教于清华大学数学系，并筹备成立中科院数学所。1952年被任命为所长，一切工作重新开始。他诸方网罗人材，生气勃勃，工作进展神速，先成立数论组（华罗庚，越民义，王元，许孔时，吴方，魏道政）和微分方程组（吴新谋，秦元勋，王光寅，丁夏畦，邱佩璋），后成立代数组（华罗庚，陆启铿，龚升），拓扑组（吴文俊，张素诚，孙以丰），泛函分析组（关肇直，田方增，冯康），数理逻辑组（胡世华，唐稚松，陆钟万），概论统计组（张宗燧，戴元本），力学组（ 逢甘等），计算机设计组（闵乃大，吴几康，夏培肃），他从厦门大学调来陈景润，亲自领导“数论导引”和“歌德巴赫猜想”两个讨论班，数学所还向全国开放。从回国到1957年，他的工作受到毛主席和数学家们广泛支持，写了四本专著，工作十分有成效。他在50年代的许多学生后来为中国数学作出杰出贡献，或者改行后，在计算机科学等领域成为学术带头人。
七
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成了数学所重点批判对象。在1962年，他又以极大的勇气整顿数学所，提倡在研究实习员中进行基础课考试，成绩太差的调离，并开辟“练拳园地”以增强学术空气。但好景不长，华罗庚这些作法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反功倒算”，使他非常灰心，几次对我们说：“数学所的所长我不干了，没什么关系，厕所也是所。”于是，他把工作重心转到中国科技大学。从1958年，他的研究工作明显地放慢了速度，但仍以固有的顽强毅力，在科大重整旗鼓，培养学生，把王元也带到科大来。并开始从事积分近似计算和统筹优选化等应用性研究工作。
1966年文革开始，他被抄家，手稿散失，至今没有下落。他遭到多次批判，被罚打扫数学所的厕所。直到1970年3月4日，周恩来批示要保护华罗庚，将他的关系转到人大常委，才得以安静。他仍然到全国各地推广优选法。1976年文革结束，他积极工作，但已年迈体弱，力不从心，患心肌梗塞多次，背起氧气瓶还提出“甘作人梯”的口号，一直工作到倒在东京大学的讲台上。1982年，他回忆起刚回国时的心情说：“50年由美国回来时，好象入伍的新兵，分就 盛，一心想在祖国建设中尽一份力”。他为祖国耗尽了最后一份精力，他的一生有许多好的机遇和顺利的环境，也有不少艰难与困苦。他在任何环境中都自强不息和勇于开拓，使我们永不忘怀。对于那些艰苦创业的人们，人类历史总是给予特殊的地位。今天，我们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上都有很大进步，但也仍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让我们以华罗庚为榜样，克服困难，继续勇敢地向前迈进！
(责任编辑：adminadmin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