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仅隔二日，《人民日报》文化版发表了《钱学森的最后一次系统谈话——谈科技创新人才培养问题》，现将要点摘录于下。
先生说：“中国还没有大学能够按照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受封建思想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或者敢不敢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说过的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所谓优秀的学生就是要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我今年90多岁了，想到了中国长远发展的东西，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先生对中国科教现状的忧虑和期盼你深有同感吗？这份沉默了4年的人间留言，充满了对祖国命运的关切，它拷问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良知：我们该怎么办？
马克思说：“一切科学都是历史科学。”公平、公正地回顾过去的60年，不要把极左思潮、十年文化专制主义和在这一历史时期广大优秀共产党员奋斗牺牲、建设新中国的贡献等同起来；不要把当今部分官员腐败和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官僚体制与党中央领导的改革开放、励精图治等同起来；不要把社会主义进程中的历史挫折和人类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等同起来。在由美国发端的世界经济危机中，中国知识分子除高举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旗帜，在党中央领导下奋发图强、走钱学森毕生走过的强国之路外，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应该本着一个向前看的心态，共赴时艰，来迎接中华民族科技复兴的光辉前景。
新中国建立六十年吾国科技政策的变迁
据于光远在《科学时报》上发表的文章披露：上世纪50年代，在全面向苏联学习时期，毛泽东不同意采取“院士治院、教授治校”这一通行世界的理念，决定仍用管理政府机关的方法来管理科学事业、管理大学。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改外行领导内行为内行领导内行。然而，在大学仍执行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仍用管理政府机关的方法来管理大学。
2002年后，党中央提出一系列与科教兴国战略相关的管理科技事业的新方针。2003年11月7日，在庆祝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的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自主创新，牢牢掌握尖端技术发展的主动权。”2008年，温家宝总理在为美国《科学》杂志撰写的社论中说：“我是支持基础研究的，因为任何应用和开发都以基础研究为动力和源泉。”上述情况表明，党和国家领导已明确指出了科学研究的任务、目标、途径和方法。八年过去了，我们在科学工程的建树上成绩辉煌，但在“有所发现”、“有所发明”的基础科学研究领域，依然乏善可陈。国人何时能得诺奖，更是无从谈起。多年来，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的平均年龄多在70岁以上，成果的获得多属昔日辉煌。中国本土果真没有杰出发明创造人才吗？我们的中青年科学家竟然没有一个能登上国家最高科技奖的领奖台吗？我们真的应该深思。
记得上世纪50年代斯大林曾说：“政策决定了以后，干部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了以后技术才决定一切。”当今，我国学术腐败盛行，板子难道不该打在“干部决定一切”这个环节上吗？官员不问责，事业办砸了，换个岗位照样做官。尤其荒唐的是，不知哪位长官发明的，用发表文章的多少作为褒奖成果的依据，于是学者们把基础研究异化为写文章，官员们则说写文章就是基础研究。而那些真有创新思想、勇于质疑的投稿则被视为洪水猛兽，一律拒之门外。国家颁布的科技政策被“你好、我好”的“圈子内的潜规则”所扭曲。大量科研经费消弭于无形；作不出成果，有的所长先生还怪罪国家投入不够，这不是赤裸裸的强盗逻辑吗？
中国本土人才为何步履艰难
中国有没有出类拔萃的科技人才，这难道还需要讨论吗？但是中国的创新人才总是“冒”不出来，这倒是不争的事实。
所谓一流人才，钱学森先生和李政道先生应是一个标高和榜样。上世纪30年代，钱先生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40年代李先生求学于西南联大。他们到了美国，分别得到了冯·卡门和费米的指点，处在一个能晓何为科学前沿、有利于人才成长的学术氛围中。其实，师父领进门，修行靠自己——成者自成。教学相长，青出于蓝，后来居上，自古都是如此。无疑，钱、李两位前辈的大师潜质是青年时代在中国形成的，而绝非在美国诞生。美国的月亮并不比中国的圆，这一点应大昭天下。
1977年恢复高考后，陆续得到美国高校资助的中国留学生在十年“文革”摧残之后仍然出类拔萃，得到世界公认，其中不少已成为美国科学家的后备梯队，能说中国本土培养不出世界一流人才吗？事实上不是培养不出，而是在中国本土这样一个官本位的人文环境里，学术资源被垄断，学术民主被压制，学术评价缺乏公正，人才大量流失，在这样一个人文环境中，杰出人才怎能“冒”出！
在中国科教界，至今仍活跃着上世纪50年代毕业的一批老科教工作者，他们当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的大学生，为新中国服务已超过50年，立下了不世之功。尤其在清华、北大、中科院这一三角地带学习、生活和工作的学者，什么是世界一流水平，早已耳熟能详。50年代毕业的这批老科教工作者从走出校门那天起，就勇敢自信地面对生活、面对工作、面对困难，丝毫也不觉得自己比世界任何一个名校留学归国的同行差。他们得到的学术评价和待遇完全不同，但仍能无怨无悔地为国家效劳。他们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即使在国外也受到普遍尊敬，怎么能说中国本土培养不出人才呢！
我深信，不会有人认为这些年过七十、将近八十，办了退休手续、早已是三界之外的人还会自我作秀。之所以这么说，是希望这段历史不被遗忘，希望今后中央能更重视在本土生长的人才。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的科技蓝天不是由本土科学家支撑起来的呢？儿不嫌母丑，难道普天之大，还有比母爱更伟大的情操吗？
量子力学的创始人海森堡在帕多瓦－威尼斯听了李政道的报告后说：“今后的物理学是华人的世界，因为中国人天生聪慧，文化传统非西方人能比。”1955年钱学森回国，临行前，钱学森带着家人和自己刚出版的《工程控制论》来到冯·卡门家，向恩师道别。冯·卡门迅速翻开新书浏览了一下，即说：“钱，你现在学术上已超过了我，我为你感到骄傲。”
我们应该坚信，一旦国家的科技政策回归理性，同时科学家的良心回归天职，中国将会出现更多的钱学森、李政道式的世界一流人才。国家要让科学家有梦想，有梦想才会有激情，有激情才会有献身精神。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不催不逼，反倒成果累累。没有十年磨一剑、无法心甘寂寞的人为什么要去从事“不下地狱，升不了天堂”的科学研究这项事业呢？没有足够的智慧和眼界识别千里马的人为什么要去做科教长官呢？此时此刻，禁不住要为那些勇于创新而屡遭拒绝的同仁喟然长叹：“东风恶，欢情薄，满怀愁绪，十年离索。”我劝有志于祖国强大的同仁们坚信，在《人民日报》刊登的《钱学森的最后一次系统谈话》，那不是惊涛拍岸、阳光普照的光辉情景吗？
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先声
1938年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千里迁徙，在昆明办了一所享誉中外的西南联大。抗战前，中国的高等学府大多是西方大学在中国的翻版，因此，脱离社会、脱离民众是旧中国知识精英的普遍特征。
是什么样的社会原因使西南联大的师生们成就为中华民族时代的脊梁骨呢？正如《科学时报》首席评论员王中宇先生说的那样，“在国难当头之际，当时的知识精英就在这样抗日救亡的洪流中，走进了社会底层，社会各阶层也借此认识了他们，原本泾渭分明的精英和平民两个阶层，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汇聚走到一起了”。看来，苦难与挫折是使民族清醒而奋起的一剂良药。国之不存，安有家乎。国家兴旺之际也必须有居安思危的全民教育。我们要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一国歌中的精神号角来唤醒人民。
同样的道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若不是参加了劳动锻炼和“四清”社教运动，进入社会最艰苦的底层，也不可能激发起他们为劳苦大众服务的愿望，安心过着每月五六十元人民币的清贫生活。我们当今的知识精英年薪三四十万元还嫌不够，真有必要定期到艰苦的农村去看看，看看我们的农民兄弟在过一种怎样的生活。
是抗日烽火改变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西南联大的师生在上有日寇飞机轰炸的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从事教学，从事科研，全校一半学生都在校外勤工俭学，体验生活，了解社会，既磨炼了意志，又与人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情谊。试问：70年来，究竟哪一代人感到更幸福呢？当然是他们，西南联大那一代知识分子！
这种与平民休戚与共的经历造就了历史上罕见的一代知识精英，在这里我们能看到的是一座座精神丰碑、一个个人格典范和一门门学科的基石。他们至今让我们景仰、敬佩、深思反省。和当今物欲横流、一切向钱看（美其名曰经济效益）的社会现实相比，真令人疾首痛心。再对比当今国家经费投入多多的重点高校，我们的校长先生真是应该深思和反省。
成就西南联大的还有另一个历史契机，国难当头之际，国民党政权在对校园意识形态的控制上有一定程度的放松，从而使西南联大的校园里处处洋溢着学术自由、学术民主、百家争鸣的风气，这又似乎是解放后新中国如何民主办学的一次预演！这也回答了如何在中国办具有世界一流水平大学的问题。70年前，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能做到、做成的事，70年后的今天，我们有什么理由如此自谦、自卑！
(责任编辑：adminadmin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