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办好大学
    西南联大取得的辉煌在近代教育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全校不到1000人，创办七八年却培养出了118名中科院院士（学部委员），蜚声国际学术界的大家不乏其人。办学的硬件条件最差，培养人才的业绩却最好，世界上有哪一座名校能望其项背呢？好大学自有好大学的办学理念，西南联大的办学理念就是：给予学术研究充分自由，发扬学术民主，反对学术垄断，鼓励百家争鸣和尊重人格尊严。
    办学不仅仅是授业，更为重要的是使学子能闻道于天下。西南联大的师生在抗日烽火中醒觉了民族意识，置身平民，面向社会。学生受教益，不仅仅是要学好数理化的工具理性，更要获得修身、齐家、治国、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理性。张扬价值理性高于工具理性的办学理念，大学才有可能成为培养民族脊梁的摇篮。西南联大的办学模式，也应是中国培养杰出人才的办学模式。
    几年前在北京中关村科学城遇到北大校长许智宏，他作为校长的苦恼，一是招聘不到大师级教授，二是留不住最优秀的学生。怎样把大学办成大师云集之处呢？一个最重要的措施就是教育行政要放权，没有当年蔡元培、梅贻琦自主办学，就没有今天的清华、北大，就没有陈独秀、梁漱溟、胡适、叶企荪、饶毓泰、吴有训、严济慈等群贤毕至。所以，办好大学的第一要义是选一个好校长。校长负责也行，党委书记负责也行，总之要一长制。负全责，才可问全责，一个人挑水喝，两个人抬水喝，三个人就没水喝。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大学不是军营，绝不可用管理政府机关的办法管理大学。
    大学生应该宽进严出，不合格的学生不发毕业证。此外，以下八条也是缔造世界一流大学的必要条件。
    1.是大师就必须讲基础课，必须坚持两个“第一”：教学第一，培养人才第一。是大师就必须带研究生，教会研究生作基础研究，而不是搞一些急功近利的赚钱的应用课题。
    2.系主任由教授轮流担任，去掉系主任的权力形象。
    3.大学生是否达标，全看是否具备自学能力。
    4.硕士生是否达标，全看是否会作基础研究。
    5.博士生是否达标，全看是否会自我选题。
    6.要允许学生有条件地转系，可到其他系旁听，要允许当场向教授提问，教学互动。
    7.要明确学知识为的是获得创新能力，全信书不如无书。有所继承，才能有所发展。
    8.要允许质疑书本上的知识。要允许挑战权威。
    中国缺少发现人才、使用人才的管理队伍
    熊庆来发现了华罗庚，华罗庚发现了陈景润，发现人才要有眼光。在中国能作基础研究的人才，断档已近50年之久。大学绝不是一个单纯传授知识的场所，大学是一个陶冶情操、培养青年自学成才的基地。做研究生的基本任务，是要懂得什么是基础研究，怎样去做基础研究。自1957年到1976年这样一个斯文扫地的年代，以反对理论脱离实际为名、行取消基础研究之实，是中国出不了大师级科技人才的根本原因。现在，中国的大学都在争办研究型大学，但缺乏这样一支关键的教师队伍——他们有能力培养出可以从事基础研究的人才，因此，所谓的研究型大学只能徒有虚名。梅贻琦说：“大学，大师之谓也。”没有大师级的教授队伍，就没有一流大学，这个社会就出不了一流的科学家。给知识分子以充分的政治信任，士才能为知己者死。要恢复中华千年古国在育人、治学治国上的优良传统。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信念：现代化是用钱买不来的。没有道德层面上的高风亮节，就不可能有惊世骇俗的科技成果和出于污泥而不染的科学家。
    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金钱社会，谁会有闲心、有耐心、有决心去做什么基础研究？要改变办学方针，把培养一流人才和有创意头脑的能工巧匠作为首要目标，允许大家十年磨一剑。因此，办大学要养“士”，在大学里养一万名从事基础研究尤其是非共识研究的一流科学家，去培养具备基础研究能力的研究生。没有基础研究功力，研究生到了社会上也做不好应用开发。在美国大学里，不养士，美国就会迅速沦为三流国家。因此，怎样才能培养出一支能发现人才、使用人才的管理队伍，是当前最重要的建设目标。
    在能从事基础研究的人才断档的今天，一个亡羊补牢的办法，就是让大学进入社会，到企业、到国防领域去寻找阻碍核心技术发展的基础研究课题，迅速改变中国的基础研究和技术攻关现状，以及工艺攻关相脱节的局面。现在一个可怕的局面是，在大学和研究单位搞技术、搞工艺的教师不关心理论，搞理论的教师不关心技术和工艺，这是中国科技难以腾飞的又一原因，分工不等于分家，何况现代科技的特征是综合而不是分解。一项科学研究总得有人抓总。这是西方各大著名实验室第一把手大多数是理论家的原因所在。如果中国科学家的内心世界把“学而优则仕”作为自己的最终归宿，又何苦花力气去探微究深呢？这也是我国知识分子政策的不足之处。“学而优则仕”的陋习不改，中国科学家将降格为现代化翰林院的大学士和御用文人。事实上，一个学有专攻的科学家，大多不可能同时具备管理人员的管理才能。
    中国科技上不去是因为钱少吗？
    为什么新中国成立60年来，土生土长的、像华罗庚和袁隆平这样的大师级科学家如此之少？为什么学术不端之风屡禁不止？为什么把大学办成发财致富的产业？为什么把科学的神圣殿堂异化成承包商的自由市场？为什么现在国家科研投入已和日本、美国投入总量差不多，但还是听到钱少、钱少的呼叫？试问那些年收入近百万的留学归来的所长、校长先生：面对1个美国科学家的功效相当于5个中国科学家的功效的现实，你们不觉得回国从研当官，比在美国生活要轻松多了吗？
    基础研究不是科学工程，它永远是理论先行的思维运动。找出利国利民的研究课题需要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对国家所需的深入了解，这是大要之道。奇怪的是，有人却提出做基础研究要那么多钱干什么的问题？口说要重视基础研究，却不把心思放在有所发现、有所发明的正道上，而是把基础研究异化为向上伸手要钱。此时此刻，不知诸位有没有听到一个画外音：“拿钱这么容易，不拿白不拿，拿了还要拿，花光了用几篇文章就可以到财务处报销。”发钱的人和花钱的人都不须问责，请问浪费国家大量资产和贪污盗窃抢银行有什么区别？这场闹剧究竟什么时候才算了结？
    期待海内外一切不甘现状的有志之士，从非共识研究走向新的共识，共同推出一个胡锦涛总书记强调的“必须坚持自主创新，牢牢掌握发展尖端技术主动权”的，具有东方色彩文艺复兴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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