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权利平衡理念　从公法和私法的关系看，公法之设乃是为了实现私法的目的。网络信息安全应急立法必须考虑到政府紧急权力对公民、单位私权益保护的积极方面，又要防止应急部门在行使行政紧急权力时侵犯公民的私权利。解决冲突，寻求平衡，始终是对“法治文明”的积极追求。尽快恢复网络秩序，稳定社会则是应对紧急状态的最高目的。
    为了保障公民的权利不因紧急状态的发生而被政府随意剥夺，许多国家宪法和国际人权文件都规定，即使是在紧急状态时期，一些最基本的人权，如生命权、语言权、宗教信仰权等也不得被限制，更不得被剥夺，这些规定都是防止政府随意滥用行政紧急权，而使公民失去不应当失去的权利[3]。如1976年1月3日生效的《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53年9月3日生效的《欧洲人权公约》以及1969年11月22日在哥斯达黎加圣约翰城制定的《美洲人权公约》都规定在紧急状态下不得剥夺公民的某些基本权利。这些基本权利包括：生命权、人道待遇权、不受奴役的自由、不受有追溯力的法律的约束等。《美国人权公约》还规定不得中止保障公民家庭的权利、姓名的权利、国籍的权利和参加政府的权利。1976年国际法协会组织小组委员会专门研究在紧急状态下如何处理维护国家生存和保护公民权利的关系，经过6年的研究，起草了《国际法协会紧急状态下人权准则巴黎最低标准》，为各国制定和调整紧急状态的法律提出了指导性的原则，通过规定实施紧急状态和行使紧急权力的基本条件和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以及各种监督措施，以防止政府滥用紧急权力，最低限度地保障公民的权利。
    2.网络信息安全应急机制的价值目标
    所谓价值目标是指为了实现某种目的或达到某种社会效果而进行的价值取舍和价值选择。它既反映了法律的根本目的，也是解释、执行和研究法律的出发点和根本归宿。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人们都使各种价值准则适应当时的法学任务，并使它符合一定时间和地点的社会理想”。[4]网络信息安全应急机制的价值目标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实现网络安全、提高网络紧急事件处理效率、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二是确立以实现网络安全为最高价值目标的价值层次配置。
    2.1　安全价值　安全价值是网络信息安全应急机制的最高价值目标，也是信息安全保障的主要内容。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关键基础设施越来越依赖于复杂的网络空间，网络空间是这些基础设施的神经系统，是一个国家的控制系统。一旦网络空间突发紧急事件，将威胁国家的整体安全，其后果不堪设想。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经济发展潜力也部分地被网络安全风险所淹没，网络空间的脆弱性使得商事交易面临着严重的危险。有资料显示，金融业在灾难停机2天内所受损失为日营业额的50%，如果两个星期内无法恢复信息系统，75%的公司业务会被中止，43%的公司将再也无法开业[5]。
    安全价值反映了人们应对网络安全紧急状态的积极态度，是人们在长期社会实践中的经验总结。首先，在认识到网络脆弱性之后，人们不是拒绝、放弃网络技术给人类所带来的文明，而是积极地通过适当途径对网络技术中的风险加以认识和积极防御，并以此实现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其次，在国民经济和人类社会对网络空间高度依赖之后，应对网络紧急状态就成为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第三，网络的国际化进一步加剧了网络紧急状态的突发性、复杂性和隐蔽性。网络恐怖活动、敌对势力集团的信息战威胁等等，使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过的安全威胁，应急因而成为信息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2　经济价值　网络信息安全应急机制的本质在于对网络紧急事件的快速响应，有效处理网络紧急事件，将事件造成的危害降到最低，同时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必须指出的是，这里的效率价值主要是处理紧急事件的时间效率而非金钱效率，因为在网络空间，因系统遭受攻击等紧急事件造成的重要信息丢失是难以用金钱来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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